杭州地铁基坑塌陷事故终极解剖

写在前面的一句话：恳请各位管理员能容忍这张帖子的存在；我们都是人，中国人。

（一）

杭州新建地铁基坑坍塌，引发地面风情大道突然下陷，导致过往车辆人流掉入基坑，多人死亡，多人失踪，号称国内地铁工程最大的事故。事发当天，身为浙江人的我在广播里就听到了这件事。不无遗憾的说，当时我只是冷笑。当时只说死了好像是三个人，我甚至对这三条无辜的生命完全麻木，只是冷笑。

如果说冷笑有什么含义，那我想在代表自己猥琐的同时，也在暗指猥琐的社会中那一根根猥琐的脊梁骨。

对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我“了如指掌”的工程事故报道，我一向冷笑，真的，除了冷笑，我再找不出任何一个合理的词汇来表达我以及对参与这些事件的猥琐的人的心境。这样的事故，这样的报道，引发的这样的冷笑太多了，在我十多年并不长的工程生涯大多已经忘却。每每想起这些类似杭州地铁工程事故的往事，我都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素材，去论证一些与之无关的将来的事，很少去触及到一张张死去后还鲜活的面孔。没有在被人遗忘的土地经历那些几近“惨无人道”的离别，永远不会明白那无言的苦痛，伴随终生的无言的苦痛。至此，我就成了一个遭人厌恶的，爱上了“冷笑”的人：对活着的人麻木不仁，对死去的人漠不关心。

十五日晚，经过近八个小时的书写，完整的《四万亿“放飞”的几种可能》基本完成，在其中我提到的“第三种放飞的可能性，即四万亿难产而死”一节，我就引用了这起事故做为论证“国内生产力的濒临衰竭”可能不足以吞吐，消化这额外的套餐四万亿。但直到上发论坛的时候，我就又犯了“假老练”的毛病：不想，或者说是不敢把涉及到有工程事故内容的此帖发到杂谈中来。但凡看过我几篇作文的几位朋友都晓得我是搞工程的，却从不谈论我最能畅所欲言的工程上的事。有几位朋友也侧面的问过我究竟是学经济的还是学工程的？基本上我都拒绝回答，因为嫌丢脸。在汶川地震后，我“隐形埋名”了老长时间，溜到四川去修板房期间，当地老乡问我是那只部队的？我只能哼哼哈兮兮的答非所问，借机避开那一双双爱和恨都深不可测的眼睛。

我做梦都可以梦见在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电视上的几幅画面，不是“哀鸿遍野”让我恐惧失眠，我没有那么胆小，也没有那么高尚，而仅仅是那些个乱七八槽的预制板断面上，我把眼睛睁得像牛睾丸那么大竟也没看见有预应力钢丝。那一刻，做为一向引以为豪的中铁工人大哥，江湖上号称“超级施工员”的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罪孽深重，这就是我们的筒子干的事？素砼做成的预制板？苍天在上作证，虽然我也干过偷工减料之事，但如此丧尽天良之事，我想都未曾想过。

至此，我哪有脸在帖子中大摇大摆的招摇显摆工程上那些臭事，丑事，造孽事？为此，板油们也只能看到戛然而止的《四万亿放飞的几种可能》最后那几个字：暂时说这些。

昨晚上工地前，老婆突然问我：“杭州地铁垮了？”

我说：“嗯。”

她突然说：“你们是咋回事嘛？”

我有点吃惊，她是从来不理会这些事的，便又应了一声感叹词：啊？

她说：“你以前不是在广东那边修过地铁吗……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人？生命？人和生命是一体的么？”不知怎么回事，一时间我很烦躁，脑子里很乱，好半天我才憋了一句专业味十足的话出来搪塞：“我们现在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川藏线死了几万人……”

她狐疑的看着我，证明了专业词汇起了作用，就像有些报道让人越来越傻的效果一样好。但“人和生命”的概念还是让我有所触动，就算为此罢，我想把下面准备永远烂在肚子里的几节话写出来给大家看——他们有些人把命都丢了，我们如此罪大恶极，不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二）

诱发导致工程事故的发生，有句工程上的名言说得准：各种因素不少于三百种。但大范围内只有两类：

一类是自然灾害，即不可抗力，比如针对杭州地铁事故而言，自然灾害包括山洪突然爆发，突发的地震等级超过防护设计，显然，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并未出现以上两种情况。

这自然灾害本属工程分析的范围，但至今却成了众多部门及相关人的护身符，每当类似的工程事故发生时，他们就想方设法从这上面来做文章，以愚弄专业之外的民众，也顺便开脱自己的罪责。管理人员的这种行为是必然的，也是可预期的。当然具体由谁出来“证明”这是自然灾害，我不会知道，你不到“怪事”发生的那一天也不会知道。但就这起事故而言，他们的“狡辩”不外乎限于以前几个方面（或有未涉及到的地方，但万变不离其宗，以此类推，基本可靠）：

１）从近期杭州的雨水上做文章。说是地表水渗入地下，造成地基松软，破坏了土质间的剪切力，自此便扭曲事实，形成一幅愚弄科学的假象。

事发前几天，杭州的确是在下雨，但并非暴雨，即使是一般的暴雨也在基坑边坡防护设计的考虑之类，只要不是百年千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之类。况且，一但发生这样的暴雨，工地必须强制停工，道路也会被封锁，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水路，电路也要被掐断。但事发时，道路上人流，车辆俱畅通，与上述扭曲事实的“狡辩”不相符合。

２）从杭州地区的地质做文章。说是杭州地质属冲积平原层，土质中以粘性细砂粒为主。这更不足相信。

冲击平原层不假，但这在设计的考虑中中并非难事。冲击平原地带在大陆地区到处都是，在技术上根本不是难题，设计时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即“抄图集”；施工上的注意要点，不论是相关非常成熟的工程施工规范上看，还是从各大施工队伍所积累的无比丰富的经验上看，基本上可以说是轻车驾熟——何况是大名鼎鼎，经验老道，见多识广的中铁集团？

要在这上面做文章，除非是某某一家之言，除此之外的天下人都是弱智。

３）从地下管网的破裂上做文章。说是在施工过程中，临近地下污水或雨水管道突然破裂，高压水渗入边坡，造成土壤内聚力破坏，从而引发边坡坍塌。自然，这也不足为信。

不否认，这种隐患的存在。但凡是参加过工程建设，甚至只要头脑够清楚的人都应该清楚，新工地开工之前，要经过可行性研究，再到设计，再到拆迁等各个阶段，在这期间，凡是对该工程可能造成危害的，可控的，必控的因素都要清除掉，，比如电网的拆移，地下管网的改道，道路的改行，必须在工程正式动土前全部完成。这只是针对一般的工程而言，何况是杭州地区的重点工程，更应是“坚壁清野”。

如果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只会是自己的矛戳自己的盾，无论是否由地下管网破裂引起，都逃不脱是人为因素造成，而非自然灾害诱发事故的铁的事实。假如是地下管网破裂泄漏，那前期的准备工作是干什么的？在没清除这些“隐患”之前而仓促上马是何道理？地铁是国计民生工程，本质上是政府行为，非营利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除了国防工程，军事掩体等必须强制上马外，其他工程没有任何道理在有巨大隐患之际仓促上马。

４）在“有临近建筑物之影响”上做文章。

这一点，纯属无稽之谈，无须多谈。周边环境，方圆多少丈属红线范围，也是工程动土前期必须划清的。

５）在“河水倒灌”上做文章。说是周边地下河水倒灌至基坑底部或边坡里，致使土壤结构发生变化，内聚力丧失几近零而如高压水一样，从下而上冲垮边坡（水越深处压力越大）。

这似乎也不无道理，杭州地区濒临海平面，地下水极为丰富。但根据现场推断，以及相关经验判断，针对如此土质，针对如此高大的边坡支护，地下连续墙是必不可少的。地下连续墙即是加固支护结构基础和截断地下水倒灌的最有效结构。况且事发当日，基坑内有大量工人作业，“似乎”也应该没有明显异常发生，比如基底泥沙涌出，砼边坡裂缝中有水痕渗出，边坡观察仪器中显示数据有异常波动（突然大距离的位移）。

如果上述描述属实，就打算在下面作业的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工人，那“身经百战”的监管人员在何方？为何不紧急撤离作业人员？为何不向相关联动部门联系，以封锁道路？

或许这样的当事人有千万个理由辩解，但也不能自圆其说这是自然灾害的事实罢？

5）在基坑边坡上边的干道负荷太大上做文章。这是最滑稽，也是最可耻的一点。这是把事故的责任归结于上面的行人和车辆。

也不否认，甚至极有可能，是由于过多严重超载的工程运土车辆来回反复碾压所造成的隐患累积叠加而成为“最后一根稻草”，致使基坑边坡支护再无力支撑而突然崩溃。我之所以是说是极有可能，是因为从现场上看，基坑是一边坍塌，即有车辆行驶一侧坍塌，而另一侧从电视画面上看并无大碍。

但因此而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天问地，在如此高大的基坑边坡顶上这条大道的存在是否合理？如果它的存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有着无可奈何的合理性，那为何在路面已经严重破损，出现了大条大条裂缝的先兆下竟没人出来“制止”，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等待”着这一幕惊天大悲剧“缓慢”上演？

（三）

这即是将要说的第二类：人为因素。工程事故在排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人为因素号称数百种，我们无法一一剖析，且分为三大类来初步探个究竟？一类是设计因素，二类是施工因素，三类是监管因素。也即工程三大方：设计，施工（中铁集团，施工承包方），监管（监理，业主，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比如质检机构，相对于此工程，还有交通管制部门，地铁公司的工程指挥部等）。

先说设计，有些人把此次事故的原因归结为设计，也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我个人认为设计部门在如此一个并不复杂的边坡支护设计中并未犯致命的错误，但针对目前工程设计的一些不良习惯简单的曝个光，也还是有些警示作用的。

设计就是抄图集，在设计界甚至施工领域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连房屋，桥梁，隧道等常规建筑都像是工业产品一样标准化制作。这自然导致设计之前缺少考察，照搬图集，再堆积木似的组合，盖上设计单位的章子和填写好一个设计员陌生的名字就ＯＫ了，设计费照抽不误。本来，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抄图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对于提高生产效率不无益处，但正如“金融创新”一样，这是个有利有弊的东西。

我们都知道世界是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一样同类工程虽然大同小异，但细微的差别还是很多，而且相当关键，甚至就是致命的。就拿该工程事故来说罢，由于图集是在“常态”下制成的一种标准范图纸，它只抽取类似工程的相同之处，以及每隔几年针对不同地区发生的工程事故而加以“修正”，“完善”和“补充”，明显带有严重的滞后性，而且保险系数也有限，会“不够用（挥霍）”。假如该基坑是设在荒无人烟，或人烟车辆稀少的地区，大概这样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可以在施工人员马虎，监管人员懒散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安全。但地处人流和车流量都较大的市区，情况就陡然发生了变化，如果设计人员不根据基坑上边存在各类不可定的负荷重压而加大设计的安全等级度，就有可能让那根“最后的稻草”降临世间。

但我之所以说设计并未发生致命错误，一来是因为我不曾见过设计图纸，则不敢断然否定设计人员没有考虑到负荷不可预见这一点，二来即使设计有重大缺陷，设计图纸也不敢大张旗鼓的成为指导施工的施工图纸，图纸是要受专家团审查的，越是重大的工程审核的力度越强，至于图纸是否受到如此“强烈”的审核，因为我不知道，所以也不敢妄言。三来如果设计有“漏网”的瑕疵，因为保险系数的存在，也可以规避事故的发生。所谓保险系数，我针对此工程简单说一点，比如设计人员在根据现场考查分析后，通过动荷载的组合原则，确定出基坑边坡上面的荷截为20ＫＮ／m，那么根据规范，要乘以一个大于1的系数，比如1.3，即26ＫＮ／m。

但我把设计因素还是提了出来，主要是根据本文的宗旨要说明一个问题，生产力的衰竭。抄图集的设计潜规则，让我们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图集都是中科院，工程院等辈弄出来的，下面的设计人员拿来用就是。一但遇到一些复杂结构，特殊结构的设计，比如国家或地方地标性建筑，即所谓的形象建筑，没得图抄，就一摊子扔给老外。纵观当代中国的重大工程设计，鸟巢，水立方，以及地方上“好大喜功”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这样的建筑号称可以囊括该地域大部分的文化承载，且不说除故宫类的建筑勉强堪当此重任外，其余的现代建筑至少在我是不明白它有什么文化承载，有的话也只是转借，转载，杂谈里俗称的转帖。况且由老外来设计代表中国的建筑，反正我是不明白，这是嘲弄中国无人，还是挖苦中国没“文化”？

设计人员失去了计算弯矩，剪力的能力，追上了文学界的抄袭之风。在四万亿面前，用什么样的“创新能力”去迎接这笔钱的台风般的到来。届时，四万亿变成商品时，但愿不要让我们看见一幢幢中不中，外不外，牛皮轰轰，怪模怪模的基建设施就谢天谢地了。

（四）

再说“施工方”因素。在重大工程事故面前，施工方必定是遭遇千夫所指，万夫所骂的一方。要说遭遇有所不同，有些则是背黑锅背得重，多少有点委屈；有些则是金蝉脱壳跑得快，或隐报，或瞒报，或忽悠，或狡辩，承担的责任严重“缩水”而已。但总体上来说，“施工方”一向犯贱，变态，一惯屡教不改，一惯顶风作“案”，实属活该，出事是必然的。而出事呢，归根结底，还是出在被各大媒体所讳莫如深的一个“钱”字上。

目前工程普遍的运作模式，一种是一级管理，一种是项目责任制。一级管理，本质上就是搞封建集权制，每一个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都是些傀儡没有什么权力，连简单的设计变更都做不了主，得层层反应，再迟迟不得到上面的回复，使得工程效率极其低下，工期人为的浪费非常严重，劳动者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扼制。能做主的人，称某某地区的王，比如西南王就管遍西南三省的工地，他们一般是遥控指挥，或偶尔在工地上来巡视一圈。这是典型的开历史的倒车，但却被铁道部找试点以大力推广实施。据业内人士说，这是为了防止腐败。我哑然失笑。

不否定，目前还占主流的项目责任制腐败现象的确严重，但要说以一级管理来制止腐败，那我想不过是把许多的小腐叠加起来成为一个巨腐，只不过，一级管理之腐，带有更大的隐蔽性罢了，不像小腐那样四处捅漏子，惹得天怒为怨。

当然，不是说项目责任制就有多好，中国的工程界反正就那么一回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点泥巴蜉蝣之类得以苟延残喘罢了。项目责任制中的项目经理是有权，具有支配财务的权力，能支配财务，商鞅已经证明那将大大促进生产力，这是好事。但这些项目经理是如何支配这些权力的呢？我无须例举一些极端的例子，但凭心平气和的把工程中这些浑水大致描述一番，大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项目责任制是自负盈亏的。在未盈之前，必须先亏一部分去投标。这样的事我举一例，当年某局的处公司已经中得预制某标段Ｔ梁的标，已经选好基址准备建预制场的时候，突然得到通知被告之中标无效，另一家中标了——大家莫笑，这事儿很正常——，后经该处公司公关人员打听，得知这“另一家”给的钱是五百万，而“我们”只给了五十万。项目经理虽然料定是这样一回事，但没有料到金额悬殊竟如此之大，最后没得法，还是得像拍卖会上举起了八百万的牌子得已“力挽狂澜”。

然后是投标过程，这期间必须以低价的方式才能中标，尽管国家有明文规定，低于预算标底的底线将脱标，但这是一纸空文。他们打着“技术改造取得重大突破”的旗子，把全部“破铜烂铁”似的家底全部陈列出来以示实力，最终到得“心照不宣”的业主方的信任，通过重新修改标底，以迎合中标单位的成功。

把“偷工减料”当做技术改造成功的把戏我就不说了。我就说点“破铜烂铁”的家底的事，有些使用了十几年工程机械公司都舍不得卖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那就是家底，实力的象征。那怕它们都无法干活，甚至连发动机都拆走了的机器，也是可以充当门面招牌的，这叫硬家底。有些公司号称有多少高级工程师及一级二级注册建造师结构工程师是咋回事，大家又知道吗？他们都只是把复印件放在各个公司里，甚至到死都不知道这些公司干过些什么工程，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公司要升级，要想玩大工程得等级足才可以，但升级要“软实力”，即人员储备。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读了半辈子书才弄到的高等级证件终于有了用处，它们放在各个公司里为它们的主人换取点“不必劳动”的工资，而公司就拿着它们去显摆，就此升级成功，这就叫“双赢”。

当然，这是民营企业或个别国有企业干的事。中铁集团都是些具备铁路特级资质，其他基建设施一级资质的施工企业，不需要在这上面做文章。但他们对证件的渴求还是很足的。毕竟这也是一块招牌，一块响亮的招牌，对于取得一些国家发标的特大工程，比如青藏线，三峡大工程等还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取得招牌，他们就收价格不菲的工本费，让参加“考试”的人员像做家庭作业那样下班后做张卷子交上去就可以每年成百上千本“证件”了。这样的结果当然非常不妙，会给国家战略布局造成严重的“障碍”。国家是根据全国注册施工企业来判断施工能力，以安排基建投资额度的。下面的企业人为的设置这么多陷阱，国家一但判断错误，将灾难性的后果。工程安全事故频发，工程质量事故频发，势必无法避免，这种征兆其实早已出现，只是各位专家在分析这其中“屡禁不止”的原因时只看表象，忽视了这背后巨大的隐患罢了——或者他们心知肚明，只是不想，不敢挑明罢了。

而这，正是我非常不看好以中国目前的生产而言，以中国目前本来基建投资就过热的情况下，要想在两年的时间里吞吐完这额外的四万亿而不噎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四万亿一但消化不畅，就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即我所说的“难产而死”。

中标后就是分项工程发包过程。

在说这一点前，我还是得搬点政策出来，国家是早就禁止分项工程发包的。当然，我又得泼冷水，这也是一纸空文。不仅是空文，各项目经理都振振有词，说这叫成本控制。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成本是咋个控制的？从中我们也会知道国家为什么要禁止分项工程发包这种市场行为的？

经过前面的招投标描述，我们已经知道项目未干就已经亏了一大笔。本来这一大笔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没有的事，国家有什么工程，比如铁路都是直接拿给铁路工程局做的，拿的标准当然还是以“民生”为主，比如中铁Ｎ局，“啊，你有三年没做个什么大工程了，工人的工资也有很长时间没发了，那好，就由你来做这个工程罢。”但自铁道部铁路局和工程局分家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滔滔洪流中，国家保护的外壳没了，什么事都得自己想办法。

虽然中铁是国家级的工程顶尖单位，但根据前面的描述，我们知道那些后来居上的工程单位势头太猛，今天还只是一个包工头领着几个泥巴匠（砌砖工人）的“农民起义军”，明天不知在那里暴发了一笔，用了什么非常的手段，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恐怖的二级工程公司。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中铁集团的“隐痛”，他们的改革也带有“被迫”的性质。

股权分离就不说了。要控制“成本”，首先就是精减机构，即裁员。这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许多在铁路上干了几乎一辈子的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生产力的工人被软硬兼施的磨回家去养老，许多正值壮年的铁道兵（中铁工程局一般由两种人组成，一种当兵的，一种科班出身）被“化零为零，个个击破”的政策，一个个被请回了家，干起了“私营企业”……

要知道，以前在工程机器落后的年代，就是抬钢轨这些事都是铁道兵亲自干的，自然，在这样一群训练有素的工程人员的施工工作中，工程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工程事故也是可控的。那中铁为什么要干这种大面积几乎是大换血的“自杀式”的改革？

原因很简单，就是“控制成本”。因为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历来是中坚力量，享受国家必要的保护和待遇，中铁集团背不起这种包袱。外部，在招投标过程中，被层层盘剥；内部，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被层层掏空。要“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更廉价的劳动力，通过发包找回在招投标中的损失似乎就变得“急不可耐”，“有情可原”了。毕竟利润还要上交母公司，否则连乌纱帽都保不住，更别说赚点私房钱了。这就是中铁工程局普遍都被裁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的根本原因。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一个一般的工程项目中的所有施工人员，一般只有几个人是正儿八经的“老铁路”：三两个技术人员，三两个现场专工，三两个内勤人员（财务，煮饭的）；大工地要多一点儿，但也不过区区几十个“精英”，想当年，一个轨排场（拼装砼枕木）正式职工就达千人；其他的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散兵游勇”，有许多工人昨天还是没进过城的老农民，今天就成了技术含量并不低的地铁工程施工人员。这些人，尽管胸前挂着中铁的牌牌，头上也戴着中铁的帽儿，但并不归属中铁培训和“管理”，他们只是属于“唯利是图”的包工头。他们受不到正规的培训，他们的证件就是上面说的那么来的，由包工头一手办理。培训在对实践经验要求极高的工程施工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但其费用成了中铁和包工头一方都不敢面对的烫手山芋，谁都不愿意出——谁出谁控制不了“成本”。

任何国家，地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都是锁死了的，不是特别重大原因，肯定不会改变。这也是国家防止腐败蔓延而设置的并不一定合理的“腐败底线”。蛋糕的大小被严格限定，使得参与分这块蛋糕的“穷凶极恶”之徒如坐针毡的咬尽脑汁。

中铁一方因为早先“亏了本”而势必把发包单价压得非常低，包工头为了拿到这块被一剔再剔的鸡肋工程，为了某些“长远的打算”（许多跟着铁路走的私人老板要想进入铁路这个家庭分蛋糕，必须给点见面礼，有关系的也不例外。如水浒传中的“以示实力和忠心”）也只有咬咬牙，“默默”承受了。但谁都知道，这些家伙那个是善哉好惹的？无不都在放眼四望，找为他们埋单的。而这埋单的人，自然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无辜民工了，他们的劳动保护濒临“底线”，脑海中残存的条件发射似的必要安全知识也被“强制洗脑”——“不愿意做就滚回家去种地”，这是中铁集团管理员威胁工人最常用的一句话。

哎，埋单就埋单罢，埋单也还算了，还把生命也断送在了这“一路盘剥”下来的工程中。天若有情，杭州那场雨不就是苍天的泪吗？

（五）

这种人员的组成结构，足可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爆发工程事故，大工程事故，特大工程事故。这是施工一方埋下的炸弹，这也是中国当代工程事故越发频繁发生，将划定在在施工一方责任的根源所在。

为什么那一条条龇牙裂嘴的干道缝隙前，从未干过工程的人也知道情况万分危急了，大量的工人还要一次次踏过那条“阴阳线”进入坑底作业？难道不是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害怕失去这份“要命”的工作吗？他们做为生命体固有的安全意识在残酷的生活面前土崩瓦解，侥幸的心理，和无谓的希望阻碍了他们必要的思考。明知前方是死路一条，他们还是要义无反顾的往前去，谁解其中的悲痛？谁来负这责任？据我所知，基底所埋，没有中铁内部职工，包工头也没在其中，这做何解释？任何作业，都要用正规的工程师在现场指挥，专人守护的仪器在一旁观测紧要部位的位移变形情况。

如果不是中铁的“瘦身改革”，缺乏足够的必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在现场“坐镇”，如果……一万个如果只需一个如果成立，这“万一”的事故就可以避免。今年年初，胶（胶州）济（济南）线上两起特大事故（当时我在那边做桥面横向预应力连结工程），一起火车相撞，一起子弹头动车组撞死临线施工人员数十名。在后一起工程事故中，只需要中铁或分包一方的包工头花一天一人二十块钱专门负责观察过往车辆并及时提醒，就能避免数十人悲惨死去。遗憾的是，为了控制成本，他们不这样做。

完全可以想像包工头一方的“改变和适应”以及中铁的“改革”是一个蹩脚的赤脚医生对国家生产力的外科手术的切割，连解剖都算不上。解剖还一刀一刀的来，切割简直就是大卸大块那么“义无反顾”。我再次发问：就这种“去精存伪”似的改革后的工程单位，凭什么去消化四万亿的巨资？都跑到中南海去表表决心，吹吹牛皮，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信任的么？

至此，我们只需要小声而胆怯的问一句“谁让这样的“改革”大化流行”，想必有些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毕竟施工一方只是被某位幕后操纵者操纵的一个“杀手”而已。

谁在操纵这罪恶滔天的大“工程”？如果“改革”只是向市场行为的一种过渡，那为何竞争不是良形的，而是恶性的？即为何各承包方不在质量和安全上建立品牌，而要在挖空心思的“控制成本”上做文章，并一次次逃避打击？汶川嫌疑犯的名单谁看见了？那需要调查么？预制板里没有钢筋，只需要顺藤摸瓜，就可以全部纠出来。但为何地震都过去半年了还是没有动静？

让媒体一次次讳莫如深的报道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谁想掩藏什么？谁又在歇斯底里的掩藏？汶川地震可以赖到天灾上就且不说了，杭州地铁事故既然不是天灾，那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我晓得没人站出来说话，抽了脊髓的媒体也只会瞎胡闹逗人冷笑，就由我来告诉大家：在这种“集体犯罪”的情况下，要追究责任，要不全部被枪毙，要不“法不责众，集体无罪”，集体枪毙既不可能，那就使得这一当下社会最大的黑洞，成为工程界屡试不爽的“护身符”。

什么是集体犯罪？集体犯罪，就是集体冷漠，集体向邪恶势力投降。即使施工方唯利是图，视工人的生命于不顾而铤而走险，但只要身为人民的保护神，即监管层能闭一只眼，睁半只眼就可以守护好这条生命安全线。政治职能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总不可能说也要“成本控制”罢？

施工方可以拷问你们良心一句：“我是打了报告的，我们是按规矩办事，是你们没拿出解决方案来，错误在你们。”而你们呢？你们就只要靠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霸王硬上弓，随便拉一个施工单位做替死鬼，宣布其“十大罪状”，再问斩就可以像原来那样一手遮天，一了百了了吗？

世间自有公道，万事都逃不脱一个理字：不仅道理之理，还有伦理之理。

他们的营业执照是如何办下来的？他们的级是如何升的？工人的本本是那个机关那个部门颁发的？质检机构是那家单位？监理是那一家单位？交通管制部门是干什么吃的？政府成立的地铁公司即业主是谁？主管人员是那个？按照常规，这样大的工程，估计不是副市长就是副省长罢？要追求责任，你们那家部门，那个参与人员跑得掉？拔萝卜拔出一堆泥，你们那家人身上干净过？在这众多部门中，在这无数双曾“视而不见”的眼睛中，只要有一样留意过，并关心过，此事故就绝对不会发生。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光天华日之下会出现这样惨痛的事故？为什么一件概率为万分之一的事故要让眼睁睁的看着它百分之百的发生？

谁能回答？他们都能回答。但谁来回答？他们都会转移注意力，答非所问。还是由我来做这替死鬼罢：机制（行政机构）已经病入膏肓，有些已经糜烂死亡。

什么是机制。我举个例，比如人体。人是由手，脚，躯干内脏，头脑组成的，但其化学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就一堆碳水化合物。但假设你只是把一堆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手脚躯干头脑像堆积木一样拼接成一个人的外壳，显然，这还是一堆死东西，没有灵魂，毫无生命力。机制就是一个有生命力和灵魂的组织，相对国家而言，就是由各大职能部门组合成的一个有机体。但当这些职能部门职能不清，并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排斥对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时候，机体就糜烂了，再不施救治，就连一具行尸走肉都不如。传销来了，工商部门说是公安部门的事，公安部门说那是工商部门的事儿。如果是这样，那要政府来做什么？群众种田做工交钱养着你们干什么？养条狗，狗还知道摇尾巴。

施工队伍已经不争气了，为了利润，他们咬尽脑汁的想“变更设计”，想把小事化大，从中捞一笔，这是事实。但他们的利润凭空蒸发到那去了？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他们一但打报告上来说某某地方可能要出问题，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为人民负责”，而是使劲的捂紧自己的钱袋子，生怕被“万恶”的施工方抢走了，能推则推，能劝则劝，能怀着一丝侥幸心理，就不放飞一丝异想天开。但侥幸终究是侥幸，它不会带来幸运。有问题不解决，能不出事么？当施工方知道业主无论如何也一毛不拔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偃旗息鼓，但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好像又夺取了什么伟大的胜利似的。摸到良心说，是不是这样？我晓得你要说我在放Ｐ，因为你们那还有良心？

善良的人，你们可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吏治问题如何治吗？靠人的觉悟？靠人自身的素质？如果靠这两种不靠谱的东西，那还不如封建皇帝干得漂亮。吏治问题，首先是改革重组机制，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能。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搞吏治，不是要打倒某些生命体，只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旺盛的生产力，生产力即战斗力。机制如人体，四肢灵活，头脑反应快，则生产力强，干事麻利，效率高。而一个笨脚笨手的大胖子，不仅哮喘，还抽风，甚至还来个帕什金森综合症，能上得擂台么？世界级的擂台啊！要吃掉那四万亿，就凭这样一个不健全的有病机体？四万亿不全部打飞，部位难产而死，已经感谢上苍对我中华的眷顾了。

大白天，那么一条大缝，没人理，如果说群众的声音没有回音，那坐着警车巡逻的警察眼睛全瞎了不成？平时牛皮轰轰满街追着卖菜的老家民往死里打的城管管得宽，不会也是管到这条缝面前也集体失明了罢？如果全瞎了，咋的一出了事，都一窝哄的堆积到现场像是参加表彰大会呢？

（六）

此帖最后一节，我才来谈我是如何养成“冷笑”习惯的？

一出了事故，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突然以一种电闪雷鸣的速度，上天入地，从上到下，到处冒出一大群，一大片平时鬼影都不见的人出来。高音喇叭，电台齐上阵，记者媒体以某些重要人物为核心里三层外三层的向事发地段挪动。如果不知情的外国卫星拍到这幅画面，还以为是集体中了邪，集体发了癫。这种场面，是自“透明”报道受到群众的青睐后，更是监管层最喜欢干的事儿。像重庆出租车事件，我早在十年前就从几位出租车朋友那里知道了“隐患”，监管层也知道，但就是不处理，你推我我推你，宁愿待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等待它暴发也不会主动去处理。为什么要处理呢？出了事才好。出了事，有些盼星星盼月亮都想上镜的监管员才有机会抛头露面，这是何等光宗耀祖的事？至于说到受惩罚，前面已经说了，职能部门之间的搞不拎清必然导致“法不责众”，顶了天，充其量内部象征性的处理一两个“出头鸟”以安民心。所谓处理，不过警告耳耳——什么玩意呢？

这样的事，在杭州自然也不会例外。事故发生的当天，各种重要的指示就铺天盖地的，不知从ＴＭＤ的那儿全都冒了出来，这个说要一定这样，那个说务比那样。记者的报道也证明了“修女也疯狂，监管员爱上了‘透明’”。基本上每个记者在转入正题前都要先说上这么一段：应该说这次各部门处理还是相当得力的，我们媒体也报到非常及时，各级领导也到场指挥……这是值得肯定的……这是我们民主进程的又一大表现……

有媒体的煽风点火和善解人意，管理员岂能不更加雄起？特别是念到参加救援的名单无不是如电信部门打印机打出的一长串通话单，这样部长，那样科长，正的，副的，经理啊，老总啊，什么的一大堆，直让做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上气不接下气”。消防，警察也还说得过去，还有什么宣传干事也去了，估计就是去亲临现场，收集素材，以便在日后的表彰大会上用得着罢——我们有多么事故是在不经意间就演变为表彰大会的？

某某亲自坐镇指挥，几千人堆在几千平米的整个现场，一人一平米，这是什么东西？打死我也搞不懂，除了冷笑，我能做什么？

某某高级管理员坐镇指挥，意义何在？可有人深思过这其中的龌龊之处？

事故如人之病。治病凭药，不是几个几千人围着看热闹就看得好的。事故发生后，什么是药？药就是平时千锤百炼而出的专门针对类似突发事故处理的专业救援组。汶川地震之后，有多少城市成立了这样的救援助？我不能说没有。但成千上万的人堵在那里看什么热闹？场地本来有限，你推我挤，碍手碍脚，这不是添乱吗？据我在一次次“冷笑”中的观察，现场乱不说，有组织的是谁？是一帮记者，一帮像保镖一样围着坐镇指挥管理员的记者。每个记者的眼中都聚焦于“指挥”的脸上，仿佛那张脸上写满了救世良方，只等他一句话，被埋者就将获得重生。可叹，政府管理员的强项在于政治，在于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使其更加有效率的运作，在这里瞎掺和什么呢？施工是专业技术，实践要求极高的事业，救援也是专业技术，实践要求极高的行业。真正的“指挥”应该是协调各职能部门，消协，电力，警察等配合专业救援组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抢着出镜（还记得汶川地震中拼死拼活也要出镜的绵阳谭力市长吗？在大灾大难面前，他的灿烂的笑不知是否真化作了一股春风？），也不应为了事后开脱责任而通过横插不必要的一杠来挣点“临时抱佛脚”的表现。

把生命的时间交给懂的人做罢，你们不是神，你们是神那只存在于你们的崇拜者中间；　凭一些“大手大脚”的指示是不济事的，留着在其他会议上表现你们的风度罢。

当年，我在四川某地修建一处人行地下通道时。临近工地的地下管网基坑开挖，边坡坍塌，盖了两个人，但挖掘机司机正在弃土，因此而未见埋的人在何具体位置。也就在“人命关天”的时候，被一帮记者大车小车，大摄像机小照相机簇拥着的到来的管理员搞得一塌糊涂，断送了一条人命。本来挖机司机在目击者的指点下已经找到了工人被埋的大致位置，正神色凝重的慢慢揭掉工人上方的土石，管理员的到来把这一“要命”的节奏打乱了。管理员先是访问了现场指挥救援的施工人员的一些现场情况后，又对挖机司机指手划脚一番起来。这让本来就非常紧张的挖机司机更加紧张，等获得“重要指示”后重新开始揭土时，因手发抖，操纵杆失近期，挖机斗刺都哐啷哐啷的作响，大概一个激灵，一根血柱子就冲了半丈高，一个人被生生挖死了。另一个被挖出来时，因为窒息时间太长，后来瘫痪了。

这还只是让我这一生不停冷笑一个原因而已。另一个更让人非“冷笑”不可的画面就是，“指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走了，媒体也闹完了，一哄而散。媒体带走了摄像机，看热闹的人也都“鸟兽散”，除了几个夜游鬼似的人东一个西一个，或吸烟，或指点，或蹲着一言不发，工地上静得出奇，像死亡一样静寂，这种静寂直到下一次工程事故的发生又会变得很热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综合力量体现在战斗力上，而战斗力在和平年代，即体现在生产经营的能力之上。人如此犯贱，机制如此松散，世态如此怪异，该改的改不了，该革的革不掉，忙天慌地的想玩四万亿的大手笔。我只能在冷笑中，对死去的灵魂哭着说：“四万亿，依我看，难。”

（全文完）